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倡导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并不仅仅是为了更系统地解释或批判现有制度，而且也希望为私法学提供一个观察未来的新视野，有助于私法学积极主动地观察私人社会合作的前景，并为自发合作困难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36]比如，中南政法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要培养懂法律、懂经济、懂管理、懂外语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法学教育的任务与德国是一致的。

[39]在澳大利亚，有70%的法科学生同时修读另一个学士学位，但是学制则从4年延长至5年。据笔者的观察，一个只是听讲、记笔记、看书和考试的学生，哪怕获得高分，常常仍然难以对专业问题进行清晰的表述(哪怕仅仅是简单的专业问题)。相反，在职学习的过程是一种学徒式的学习，身教的因素重于言传，适宜于培养实务技能。暂且不论中国法院因为特殊的体制性原因而常常受到不正常因素的干扰，即便毫无干扰的情况下，其司法水平总体上仍然很低(尽管近年来已有很大提高)。尽管赵晓力教授给本科生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但是，既然本科生中的很多(也许是多数)将来也是做这种非诉律师，他的建议岂不也能够适用？ [18]何美欢，见前注[2]，页15、16。

[49]但在教育部的现有规定未改变之前，唯一可做的是尽量降低其学分数。美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可供我们借鉴。恰好相反，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中国宪政的漫漫长路似乎方才开始。

前者在表象上颇有西方个人主义的味道，但在中国文化和现实生存背景之下，这种自由主义的表象实源于生存上的势单和关系资源的力薄。中国法律实效也就具备了坚实可靠的社会根基。日本人为了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明治时代围绕着风俗改造、公德建立和公民教育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努力： 针对风俗改造，明治政府用法律条文规定人们的行为底线，力图从改变人们日常生活中传统的恶习陋俗，把人改变为新时代文明社会的人。为了克服这一条件性，使正义具有自律的外表，社会必须诉诸法律。

其次，行为目标是结果主义导向，核心内容在于占有和支配。这样，守法的中国人就会在社会公德的养育中成长。

  四、论证：法律严苛和公德孕育有机结合的中介 不可否认，中国法律实效的增长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因此，直到现在，一般中国人并不容易将社会领域或人民与公联想在一起，而多把社会当作个人可以任意活动的天地。同时，明和威也不再是公和廉的同语反复，而是法律实效的展现。绝大多数的所谓公德都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创造或公共事务的参与，公德基本上是要求公民不要破坏公共利益，或不要妨害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他人。

如果对公和廉仅从道德操守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做出解释，就会贬损其本身应具有的力量。结合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向曾和我们中国人的行为特点类似或相像的国族学习。[13] 若由相关主体通过各种途径，促使中国人的社会公德意识逐步形成并扩展，就能够为中国法律实效的增长提供持续有力的观念性和主体性资源。[⑧] 这种意义的公德界定，既排除了某种道德理想，也突出了社会场域，并将不得为作为其核心内容。

就公德的学理内涵来说，陈弱水博士重点强调了两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公德大多用来指称不作为或消极性（negative）的公民行为。就前者来说，中国事实上存在着有公德的个人，而并非不存在无公德的私人（阎云翔语），只不过这种公德和规则是外推的，从而不适用自己而已。

在中国的公私意识中，公与私大多是尖锐对立的，价值倾向很清楚，私带有强烈的负面意义，公则经常指称某种理想的心态，而少涉及人的实际行为或社会样态。假如中国的研究人员都想著作等身，对于这种目标法律必须尊重和保障，但假如某位学人的学术成果存在剽窃之事实，其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还要被终生剥夺从事学术活动或担任教职的资格。

相对于公德孕育问题，就是要学回日本人有而中国人没有但效果甚佳的具体举措。即使如此，在与政府有关的公文化中，公私分际的价值虽然存在，并很有力量，贪腐文化的盛行，就是一个明证。林来梵教授说： 从近代开始，乃至迄今为止，吾侪中国人之师事于日本人，不仅从许多方面来看殊为必要，而且还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那就是：不仅要向日本人学会什么，而且还要学回什么，即学回某种我们已然流失，但大和民族依然保留的东西。（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事实上，人人皆私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所以，这样的人性假定就是公理性假定。相应地，若要真正使得中国法律实效获得保证和增长，就需要针对这种二重性而采取应对措施，这就是法律严苛和公德孕育，并且通过论证把两者连接和沟通起来，从而形成彼此依赖和共生的局面。或者说，为了达到预想的目标，各种应当意义上的不得为就被实然意义上的任意为所替代。

就法律严苛而论，严苛的立法内容需要受其约束的中国人做出心甘情愿地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自愿性则需要以普遍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共识作为基础。这种情况难道不是中国公德发达的标志吗？若是，强调公德孕育岂不是多此一举？对此，陈弱水博士说道： 首先，中国的公，伦理、规范的色彩特别强

简言之，公德行为与守法行为有很大的重叠。进入专题： 法律严苛 公德孕育 法律实效 。

由此，如果对中国人的行为取向不加以准确的解说和深入的探讨，是否既会使法律制度的设计或改进失去根本的理据，也会使取经缺少明确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关于中国人行为取向的解释，既是中国法律制度设计或改进及实施的前提和准据，也是取法他国的方向和标准。  四、论证：法律严苛和公德孕育有机结合的中介 不可否认，中国法律实效的增长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我国人对文学之兴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因此，直到现在，一般中国人并不容易将社会领域或人民与公联想在一起，而多把社会当作个人可以任意活动的天地。[14] 一个中国人之所以守法或遵循正义规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其本身就是一个有公德的中国人，二是其本身慑服于法律的严苛。这里的理既不是笼统的西方之法理，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圣人之理，而是以公德为表现形式或载体的不得为之理。

如果对公和廉仅从道德操守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做出解释，就会贬损其本身应具有的力量。  一、目标、资源和策略：中国人行为取向的简要解释 一般来说，人的行为通常由行为目标、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三个要素构成：所谓目标，主要是指行为主体欲图达到的目的或效果。

针对这种情况，既需要在学理上重新考虑公德的内涵，也需要针对公德孕育达成实际举措的共识。在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对违反公德的人不加以法律上的强制，就会破坏有公德的中国人之间的相互性预期，就会破坏正义的局面，所以，通过法律强制就能够保护有公德的中国人的预期，从而使有公德的中国人具有继续信奉公德的制度条件和心理基础。

[②]而就中国大陆来说，尽管权利观念几经变化，但最终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权利内涵。学者基于对法治的期盼和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化实施的渴求，针对法律实效问题生产了大量的解释性文字，也提出了种类繁多的对策主张。

何为廉？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事即为廉。假如中国人人都怀有当官升官以光宗耀祖的志向，对于这种目标法律必须尊重和保障，但在执掌权柄的过程中，若公权私用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本人不仅要承担包括被剥夺资格的后果，被其手中的公权庇护或互惠的人亦要受到同样地株连。对于这种行为取向，法律既需顺应，又要规制，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实效渐进增长。这也是法律严苛第三个层面的含义。

公德的这个特性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最常被提出的有关要求上，如不要插队、不要随地扔垃圾、不要任意停车、不要制造噪音、不要遗弃家狗。由此而观，公德水平与法治水平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必须设置严格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制度，确保权力的法定性存在。由于法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仅仅依据法的文本意涵来作为论证的资源，又会导致法与实际生活的断裂，这样法就会由于缺少生活的支持而实效不佳，进而具体的社会秩序也很难建立与维续。

何为公？遵从宪法和法律即为公。[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目标首先是物质主义导向，核心内容在于权势和金钱。